“梁效”顾问冯友兰

“梁效”是两校大批判组的诨名，两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是古今中外从未出现过的特殊的写作班子，曾经独霸文坛，呼风唤雨，控制思想，左右舆论。“梁效”的成员是一伙“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叙述“梁效”的兴亡，首先是为了明真相、存史实。同时也是为了探究产生“梁效”的条件，以及如何消除这些条件，防止再生“梁效”。

我亲身体验到“梁效”的猖狂，终于又见证了“梁效”的灭亡。

我是有资格评论冯友兰和“梁效”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我就批了冯友兰，批了“梁效”。我也有条件系统地评论冯友兰和“梁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哲学系掌权，积累了揭批“梁效”和审查“梁效”的材料。但是，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已经晚了。

“文化大革命”中，1973年邓小平复出以后，各方面大力整顿，扭转乱局，使人们看到了希望。1975年下半年，形势忽然逆转。11月，从清华、北大开始，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整顿”戛然而止。“梁效”是急先锋。我为中国的时局忧虑，心中十分愤慨。当时正在课堂上讲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对这本书很不喜欢，教学小组的教师们大多不愿讲这本书，推来推去，推到我头上。我是教学小组组长，推不掉了。这本书是批唯心主义的，好在可以借题发挥。果然，机会来了。我在批唯心主义时联系实际，批了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风头正健，但他的唯心主义是众所周知的。冯友兰是“梁效”的顾问，我就说冯友兰把唯心主义带进了“梁效”。其实不能这样说。我是以冯友兰为跳板，跳到“梁效”头上。有一点困难，列宁批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冯友兰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联系起来不大贴切。工农兵学员是不难对付的，没有人从哲学上提出问题。但他们从政治上提出问题，向领导检举揭发。哲学系工宣队头头张某在全系大会上疾言厉色地说：“郭罗基，不批刘（冰），不批周（荣鑫），批起梁效来了。我们要跟他辩论！”“梁效”是碰不得的。那时节“大批判”改称“大辩论”了。我成了“大辩论”的对象。我被赶下了讲坛，由黄枬森接替。我担任大学里最小的官职——教学小组组长，也被撤职了。

工农兵学员参与的“大辩论”是大吼大叫。我不说话，逼着我“表态”；我一说话，又“打态度”，指责我“极不老实”。反正我在历次运动中总是态度不好的，我也不指望他们说我态度好。那种辩论是靠取消对方的发言权取胜的。我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辩论了，行不行？”工农兵学员说：“不行，就是不行！我们要跟你辩论到底！”那种辩论又是强加于人的。

迟群在一次办公楼礼堂的干部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喊叫：“有人批梁效，你是好汉站出来！”我早已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不在场，故没有人站出来，说明批梁效的，不是好汉。

历次运动，不管是什么主题，对批判对象总是要从头到脚、从古到今全面揭发，叫做“搞臭”战术。最有效的“搞臭”材料是男女关系、贪污腐化等等。在我身上找不到这些材料，有人挖空心思地提出：“他给儿子、女儿取名都包含反动思想，要他交待。”我给儿子的取名是郭听雷，我给女儿的取名是刘观云。按当时的标准，确是有点“反动思想”。儿子出生于1967年，正当“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听雷”意为“于无声处听惊雷”，是诅咒“文化大革命”的。1976年，敲响“四人帮”丧钟的四五运动中，有人写了一个剧本，剧名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女儿出生于1971年，当时我凭直觉感到政坛将有风云变幻，果然三个月后发生了林彪葬身沙漠的“9·13”事件。“观云”的意思是“坐看风云变幻”。有朋友调侃说我们家是“政治气象台”。这一切都不能说。挨整的人往往自证其罪。承认了就会戴上“思想反动”的帽子。我忽然急中生智：“给儿子、女儿取名是什么意思？听，‘五洲震荡风雷激’，所以儿子叫‘听雷’；看，‘四海翻腾云水怒’，所以女儿叫‘观云’。你们说，‘包含反动思想’吗？”那两句是毛的诗，谁敢说“包含反动思想”？全场都哑了。我心中暗自好笑。

“四人帮”利用清华、北大两校搞事。从清华大学批刘冰点火，北京大学继之而起，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火往上烧。批刘冰，提出“追风源”，追到教育部长周荣鑫，又从周荣鑫追到邓小平。然后策划“点名批邓”，最后打倒邓小平。“点名批邓”完全是阴谋。先是从清华开始，北大紧接，制造舆论，似乎“点名批邓”是群众的要求，向政治局施加压力，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批邓的决定。运动的名称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清华、北大，“点名批邓”先从小范围暗中开始，逐步升级，层层扩大，从秘密到公开。

1976年1月27日中午，周培源的大孙子到我家说：“爷爷请你马上去一趟，有急事。”还有周老手书一纸。我立即骑上车，跟他到周家。周老坐在客厅等我，说：“今天上午，党委常委开扩大会，搞‘点名批邓’，气氛很紧张。我没有发言，下午还要接着开，怎么表态？”周老是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我说：“你怎么表态都不得体。拥护批邓吧，讲点不痛不痒的话，是言不由衷；反对批邓吧，立即成为‘大辩论’的对象，又寡不敌众。你还像上午一样，不表态。不讲话，叫人莫测高深。来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由于周老在会上一言不发，第二天，党委派简报组的两个人，手持纸笔，到周家。说：“你在会上没有表态，可能时间不够。你补一个表态，我们可以写进简报上送。”周老说：“我有话在会上就讲了，会上不讲就是无话可讲。”那两个人轮番威胁利诱：你表态，对你和家人如何如何有利；你不表态，对你和家人如何如何不利。周老依然一言不发。那两个人猛抽烟，满屋子乌烟瘴气。僵持了一个小时，他俩只好告辞。

党委常委开了7次扩大会议，一次比一次扩大，最后扩大到两千人。

3月4日，召开全校大会，进行“点名批邓”。尔后，人人必须表态；谁不表态就同谁进行“大辩论”。我在与人谈论中朗诵了南宋陈亮的词，他在一片妥协苟安声中沉痛地喊道：“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我说，20世纪的中国人也应有一个半个耻于向权势屈服的吧？我从“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就是“大辩论”的对象，“点名批邓”不表态，又罪加一等。本来是每天“辩论”一次，现在是每天“辩论”两次。

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五号档，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批邓”。在清华、北大，五号档没有向群众传达，因为两校的运动早已超过五号档了，但特地向我一个人单独传达。那时我因情绪愤激，导致胃出血，住在医院里。哲学系工宣队拿著文件到病床前向我传达，要我表态。我说：“知道了。”“没有了？”“没有了。”工宣队警告：对中央文件的态度，是个严重的问题，你要好好考虑。工宣队传出去，郭罗基对“批邓”的表态只有三个字“知道了”。一个“批邓”积极分子对工宣队说：“郭罗基讲的‘知道了’这三个字是有来历的，你们知道吗？”“什么来历？”“过去皇上批奏折就是用这三个字。”工宣队恨恨地说：“郭罗基，这家伙反动透顶！”

党委书记王连龙在一次干部会上点名：“北大批邓不表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周培源，一个郭罗基。”言下有罪大恶极之意。很好，比一个半个还多了一点。北大就有两个，别提“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了。即使在北大，恐怕也不止两个，只是我们两个比较引人注意罢了。大多数人的“批邓”表态，不过是在压力之下的逢场作戏，听说有人居然敢于不表态，反而受到了鼓舞。

周培源是国际著名人士，不能把他怎么样。“批邓”积极分子的火力集中到我身上。白天，接受“大辩论”；晚上，亲朋好友登门劝说。那些日子，我觉得晚上比白天还要难熬。白天的“大辩论”，不让我讲话，我或是横眉冷对，或是闭目养神，省得动脑筋。晚上，面对亲朋好友的劝说，既不能横眉冷对，也不能闭目养神。他们都是一番好意，劝我：“表个态算了，这年头谁不讲假话。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好说：“我不是好汉，所以不怕吃眼前亏。”他们还说：“将来总有你讲话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都是古训，不好反驳。但人各有志，我不赞成他们的处世哲学，又不得不违拗他们的好意，内心很痛苦。

直到粉碎“四人帮”，我“靠边站”将近一年。没有工作，工宣队却勒令我每天要到哲学系所在地38楼去“上班”。大学教师不是坐班制，本来是不用上班的。工宣队把上班当作惩罚的手段。

1976年10月6日，抓了王、张、江、姚，10月10日深夜查封了“梁效”。查封“梁效”时，我在现场。

粉碎“四人帮”，我得以翻身。哲学系的师生推举我为“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掌了大权，人称哲学系临时政府首脑。“梁效”是个神秘组织，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揭开内幕。我保存了一批审查“梁效”、审查北大的“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内部档，很有价值，应加以利用，不使湮灭。

至今有关 “梁效”的书只出了一本——《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明报出版社，1999年），作者是“梁效”中的范达人，自说自话。我这个当年“梁效”的反对派，是不是也应该写一本书？

我想写“梁效”，写“梁效”顾问冯友兰，久有此意。我的写作将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尽量找到文字的依据。但所有材料都留存在南京家中，1992 年出国后，20多年不准回国，无法获取材料。我儿听雷，特地从上海到南京，费了好大的功夫，将家中所有的书籍和材料编了一个索引。根据索引，我指定所需的书籍和材料，陆续寄来。70年代的报刊文章，互联网上搜索不到，小弟耀基、好友秦伯益，又帮我复印、扫描，用电子邮件传来。他们助成了我的写作。我于2016年动笔，撰写《“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顾问冯友兰》。正当完稿之际，2018年6月遭遇车祸，肋骨断了四根，并伤及大脑。打开手稿，好像不是我写的。写作停顿。过了很长的时期，忍着病痛，重操旧业。付出巨大的毅力，终于完成。又耽搁了一年多。

我写的是历史，不是小说，更不是戏说，虽然有些情节看起来荒诞不经，因为当时的现实就是荒诞不经的。我也注意细节的描写，历史的真实往往就在细节之中。为了说明“梁效”和冯友兰活动的历史背景，我对“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详加考证，梳理了来龙去脉，阐明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些叙述不见于正史。我的努力，为存信史。揭示和记住荒诞的历史，是为了避免荒诞的历史重演；研究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