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革史稿（下）

前言

云南文革史稿 小引

姜学斋

这本书是中国民间出版的第三部地方文革史，是文革50周年（2016）之后，中国民间第一部克期完成的史学著作，也是文革亲历者为文革60周年（2026）贡献的第一个永久的纪念。

一

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自8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即将地方史的编写纳入社科研究的长远规划当中，1981年地方史志协会在成立。1983年由中社科领导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恢复。1986年召开了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1993年举办了地方志成果展览，展出各类志书、年鉴类著作5,000余种。成果蔚为大观。

几十年来，各地出版了成千上万册关涉文革的书籍。主要有三，一是各级党研室编写的中共地方史；二是各级方志办公室编写的志书；三是上述两个部门编写的大事记、历史纪事等。网上流传的某某地区1966年至1976年的大事记，通常是摘自党研或方志的相关书籍。

二

刘知几说过，史书有直书和曲笔两种，民间史书多直书，官史多曲笔。无论是党史还是方志，在思想观点上，“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此言出自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的《史乘考误》。忸，惭愧、羞涩、令人不安之意。“国忸”指让朝廷/执政者/中央高层，集体感到愧怍难言之事。衮，指的是古代帝王的礼服。借代为帝王。阙，同缺。意为过失）。在史实上，笼统概括，大而化之，宜粗不宜细。在写作上，叙述同质化、分析公式化、人物脸谱化、语言文件化。

这其实是盛世的必然产物。自古以来，国史、官史就多曲笔。时至明季，“国史之失职”创下历史新高（王世贞：《史乘考误》前言）。但是伪饰失真，杜绝言路，当代更胜于朱明。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官方出的党史和方志一无可取。“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王世贞，同上）”。上述史志都有文献价值。一般来说，中共地方史较地方简史详细。省志中的分志，如政党治、政权志、军事志、文化志等，会有关于文革的内容。而县志、区志、乡志、镇志中的原始资料可能会更多。

在地方史的队伍里，高校和研究院所是一重镇。据我所知，有的高校教师已经完成了本省的文革史著作，但只能藏之硬盘，留于后世。如果把地方史作为研究课题，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从搜集资料到写作，从立意到成果的发表，都会受到官方的干予和限制。因此，其学术性会大大减色。尽管如此，其相关著述仍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文革的研究，其成果理应受到高度的重视。而自“新时代”以降，高校的文革研究队伍迅速走向衰亡。能够坚守下来的，只有那些在欧美澳留学的华裔学生。

2016年4月，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中国地方文革史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中国学者18人。主办方的德国教授文浩是山东文革史专家。这个会议更深刻地见证了“文革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国外”的现实。文革是人类共同的负面遗产，西方人的研究成果，中国也可以受惠。中国学界在文革研究上的断档，将来总可以接续，但亲历者在历史言说上的缺席，则将无法弥补——如果我们这一代放弃对文革史的搜集整理编纂和研究，那么，历史见证人的现场感，就会与很多文献资料一起永远消失。中国一向主张争气，而在人文社科的研究上，最不争气。落后源于愚昧，掩盖历史就是制造愚昧。

中国要有自己的地方文革史。这是科隆会议给我的最大启示。这一工程历史地落在了民间，落在了文革亲历者身上。

三

民间的文革研究者在地理上可分两类。一类是移民国外的，一类是尚在国内的。思想上，这些人又可分三种：非主流的独立学者，主流的写作者，以及游移在这两者之间的人们。年龄上，这些人的主体是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三届。他们是文革的亲历者，对回首往事，还原真相，评说历史、褒贬人物有着较高的热情。而当年参加过造反，又被官方以“三种人”的罪名加以整肃的人们则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这种身份的、思想的上差异和年龄上的特点，使他们笔下的文革色彩纷呈。观点上的分歧自不必说，就是在体裁写法上，也是百花齐放。有邢野式的通志体，有水陆州、刘朝驹式的纪事本末体；有要宝钟式的章回体，有赵瑜式的纪实文学。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没有受到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加上“三无一压”（无经费，无平台，无出口。政府对文革研究的打压）的政治环境、官方档案的封锁、民间搜集资料的艰难，使民间难以出现严谨的、完整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地方文革史著作，散漫的、零碎的、回忆性、纪实性的文字成为主流。但是，不受当下意识形态的束缚，“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刘知几），则为民间撰史者独有的优势。

民间要产生严谨的、完整的文革史著作，编撰者需要具备六个条件，第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卓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第二，才学识胆；第三，广泛的人脉；第四，好身体，第五，收入稳定，家境尚可（可以支付搜集资料、录音采访、复印打印以及相关费用）；第六，家人支持，至少不反对。

这六条，前三条是精神，后三条是物质。本书作者周孜仁先生在精神意志上比之常人绰绰有余，但在物质上，除了身体值得骄傲，其余两条都严重亏损。但是，他如期且出色地完成了云南文革史的研究和写作。

四

民间修史者最显著的特点，是下笔滔滔，动辄百万言。就结构而言，这些书大体由三大块组成，一块是叙事，一块是议论，一块是摘引资料。

先说讲史。民间史家一般都没有经过文科的写作训练，详略得当，文字省净这样的评语很难用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叙述常常会重复，文字也不免烦冗累赘。这恐怕与写作者的年纪有关——他们把老年人的唠叨带进了书里，车轱辘话来回说。

关于议论。经历了毛时代七死八活的折腾，作者们的胸中都沉郁了比山高，比海深的感想和思绪。一旦自由书写，就上溯国际共运，下陈时代疮痍，深究马列，对照党史，评陟事件，月旦人物，满腔的疑问和悲愤，化作万语千言，如山洪暴发，如百川灌河。这里面有深刻入微的观察，有启人心智的反思，有令人莞尔的嘲讽，也有庸常的牢骚和老生常谈的感慨。

修史要史论结合。我看到的议论，大抵有两种，一种是脱离了史实的宏论，纵横古今，驰骋中外。让你仿佛身处“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另一种是结合事件人物，加以分析和评点。评析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从这部云南文革史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和良苦用心。

叙事要言而有据，因此，编撰者要有傅斯年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坚毅与辛苦。找到之后，又有一个如何选择史料，概括提炼的问题。民间修史者的一个共性是，取材广泛深入，使用粗放疏阔。多数编撰者有一种心理：一是以为证据越多越好，二是材料来之不易，舍不得剪裁删汰。所以，他们书里总会充斥着大段的，甚至整篇的引文。《三国志》叙事简洁（白寿彝），是因为陈寿于史料有高度的概括。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取材精审”（陈寅恪），是因为他善于从庞杂的史料中选取最有用的东西。写“三国”的书多了，为什么只有陈寿的书留下来？写哲学史的多了，为什么冯友兰的书见重于世？本书作者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其书初稿64万字，定稿56万字，作者删掉了8万字。没有忍痛割爱，求精求专的精神，这是很难办到的。

民间修史的长处是“征是非、消讳忌”。直书其事，无所阿容。短处是“鸱张其臆”，“杂散无统”，“未足尽凭”（王世贞，同上）。此书扬长避短，作者尽可能地占有资料，采访数十位当事人，每次与我通电，说的都是他又发掘出什么新史料，采访了哪位亲历者，什么人答应把未刊稿或自印书送给他，什么人给他提了意见等，兴奋得好像中了大奖。

下了这番功夫，此书所述历史就有了令人信服的资本。一般认为，驻扎在云南的十四军和五十四军相处和谐，没有仇冤。作者用事实纠正了这种说法：这两支驻军的关系实际上是先好后坏，最后成了仇人冤家。这就是地方史的意义，它不但可以纠正官史的谬见，还可以纠正文献的误植。

五

刘知几有言：“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单少杰说：“中国史学‘双肩挑’：左边肩膀挑着史实；右边肩膀挑着公正，故多有人物褒贬。传统中国史书比较注重采写政治方面史料，既对之作如实记述，又对之作善恶褒贬，从而对那些政治权势人物至少形成两方面压力：一是成就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二是道德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品行卑劣的人，既使自己留下恶名，又使子孙蒙受耻辱。”（《毛泽东执政春秋》附录，页595–60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我想补充的是，这种“双肩挑”官史与民史不同。官家修史多曲笔，“国史人恣而善蔽真”，民间修史“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直书产生实录，“令贼臣逆子惧”。曲笔制造诬书，“使忠臣义士羞”（刘知几）。“直书与曲笔的对立之所以成为史家的撰述原则，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史书的价值和命运（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页130，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此书是直书实录的典范。它以封疆大吏的执政为经，以毛时代的政治为纬。知其人而论其世。对众多历史人物的事迹行状和道德人品，做了可圈可点的分析和评价，发挥了历史学惩恶扬善的道德教化作用。“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种教育作用，不但对为政者有益，对那些为虎作伥者，如胡乔木、邓立群、袁木、蔡奇、贾磊磊等大小丑类是一种道德震慑，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

六

上面说的是此书的优胜处，下面说此书的问题。

此书的最大的缺点，是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满足于过程性的描述和浅表的分析，而缺乏理论性的研判和思考。

毛时代的官员往往既是服从者又是非议者，既是受害人又是加害人。这就给评价人物带来了难题，这是对作者的史识的挑战和考验。阎红彦有施惠于民的德政，也有诿过于人的恶行。“一个体恤民意，连吃饭、盖被子、用筷子都关注入微的清官暖吏，为何一到文革顷刻变脸，成了蛮不讲理、文过饰非，草菅人命的酷官恶吏？”作者认为：“（这是由于）革命者与技术官僚品格之巨大差异也。革命者造反，只关心对真理的价值追求，为此可舍弃一切，包括生命；而一旦掌权，需要的只是官场技巧，关心的只有生存利益的成本计算、风险和收益之间的选择，为此可舍弃真理。如果说阎红彦初到云南，尚存几分革命时期的善恶之念，那么经过1960年代的折腾，已修炼得日臻老道，在风高浪急的文革大海，这个云南‘船长’为一己之安全，自然毫不犹豫将可能造成威胁的人扔去大海喂鱼。”

“革命者与技术官僚品格之巨大差异”，这一普适而空泛的说法，用在阎红彦身上，首先脱离了实际——1959年阎到云南时，看到的是三农凋敝，饿殍遍野。1966年文革，看到的是反修防修和《五一六通知》。一个是触目惊心的现实，一个是云山雾罩的意识形态。饿死人的原因明摆着，调整农业政策，纠正激进极左的恶果，阎可以做到。反修防修是中共的理论迷局，连核心层的务实派都昏昏然举手赞成，怎么能要求阎红彦不跟着盲打瞎撞？抛出同僚，拿文化界开刀，批判本地区的“三家村”，在文革之初，是各省市区领导集团不约而同地选项。独独苛求于阎红彦无良无德，是否公允？

再者，阎所整肃的同僚和高校领导，是“反党分子”，而不是饿得半死的农民。对前者来说，他们得到的只是降级降职和挨批挨斗；对后者来说，他们面临的是死亡的威胁。这两者在普通心理和道德天平上孰轻孰重？

因之，作者对阎红彦成为“清官暖吏”的解读，也值得商榷。阎到云南救灾施政的时间是1960年到1961年秋。这期间正是中共务实派努力走出“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阴影，准备政策调整的前夜。用作者的话说，也正是毛知道“大跃进惹下大祸，需要有人替他擦屁股”的时间。因此，把阎“初到云南，尚存几分革命时期的善恶之念”说成是阎成为“清官暖吏”的原因，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流于浮浅表面。同理，把阎变成“酷官恶吏”的成因，说成是“舍弃真理”后的“官场技巧”，也是皮相之谈。

这种分析解读，也给作者对阎的评价带来了无法自圆的后果。既然阎“经过1960年代的折腾，已修炼得日臻老道。”“关心的只有生存利益的成本计算、风险和收益之间的选择”。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自杀？难道生命不是最大的成本，活着才会有最高的收益吗？

作为党性与人性的混合物，阎与很多官员一样，在环境宽松时，是“清官暖吏”，在政治严苛时是“酷官恶吏”。这种角色的转换是形势使然。即使在后毛时代，官员们的集体变脸，也屡见不鲜。用革命者还是技术官僚之间的“巨大差异”来解释这种现象，是说不通的。

这里还涉及作者对阎自杀的评价。在受到造反派侮辱性批斗后，阎躲了起来。1967年1月8日晚上，陈伯达、江青给他打电话，命令他见群众。阎写下“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纸条之后，吞服眠尔通，决然辞世。

对此，作者做了这样一番评论：“其实，作为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家，面对曾经多次发生在无辜者身上的冤屈，他本来应该变得圆通油滑，厚脸皮。退一步说，如果读过历史，对中国的宫廷政治有点常识，贬黜、流放，后来又时来运转，重归庙堂，这样的例子一点都不稀奇。可惜阎红彦恰恰缺乏这一点。他刚愎倔强的性格，长期身居高位而已经固化的病态自尊，还有领袖对他特殊的恩宠，使他过分倔强的自尊心不愿意再去面对草民们的羞辱。他崩溃了。”

在作者看来，阎大可不必自杀——作为对党内冤屈屡见不鲜的资深高干，他满可以厚着脸皮活下去。而阎之所以选择了死，是因为他没有宫廷政治的常识，缺乏等待时来运转的定力和重归庙堂的耐心。而真正促使阎放弃生命的，是他“刚愎倔强的性格”、“固化的病态自尊”。显然，在作者眼里，阎之自杀是不明智的，是不值得同情的。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中共建政后，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自杀者和苟活者？在我看来，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无论自杀还是苟活，都值得同情与尊重。两者之间，有性格、心理的刚柔强弱之分，没有道德、心灵的高下美丑之别。能够在文革中“厚脸皮”活下去的人，无论官员、学者、艺术家、走资派、黑五类，还是升斗小民，每个人的心灵都伤痕累累，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血泪斑斑，难对人言的屈辱史。他们的生命是用忍辱含垢换来的。我们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指责那些“厚脸皮”活下来的人。

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选择自杀，是以一死而维护做人之尊严。毛时代许多人选择自杀，周小舟、翦伯赞、傅雷、老舍、顾圣婴等无数人选择自杀，多因承受不了人格的侮辱。作者告诉我们：“德宏州副州长雷春国，造反派给他戴上‘反革命’的高帽子……抄家、游街、批斗无所不用其极。”这位当年追随中共的景颇族山官“不堪忍受侮辱，带领全家四人一起服毒自杀。”云南大学副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在劳改队，“遭受批斗两年余，终于挺不住，1968年11月2日，对人道‘士可杀，不可辱’，遂匿遁至大学附近的莲花池，自蹈清波而殁。”

李广田不可辱，雷春国不堪辱，他们选择死，是出于什么样的自尊？试问，什么是病态的自尊？什么是健康的自尊？死于“过于倔强的自尊”，就比厚脸皮活着低人一头吗？显而易见，作者对阎之自杀的分析评价，是经不住推敲的。

“士可杀，不可辱”,难道“官可杀，又可辱”？对因迫害而自杀的人不能搞“双重标准”。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以“固化的病态的，过于倔强的自尊”以理解和尊重。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我们应该高尚其固化，推崇其倔强。唯如此，才能唤醒人们去改变这种不把人当人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

陈伯达、江青贯彻毛的思想和政策，命令阎去见群众。而所谓见群众，就是身体受残害，人格被侮辱。毛迷信群众运动，将其美化、神化、高尚化、万能化。在毛看来，干部只有通过斗批，才能得到改造和净化。这是一种错觉，一种幻想。经过斗批的干部，增加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是对造反派的仇恨和打击报复的心理。毛的这一想法，是以侮辱人格为基础的。在毛看来，坐坐喷气式，戴戴高帽子，游游街，示示众是小菜一碟。换句话说，只有厚脸皮，忍受得了侮辱和冤枉的干部，才是好干部。阎之自杀，是对文革打手陈伯达、江青的控诉。客观上，也是对毛，对文革，对暴民政治的反抗。

七

此书的第二个问题，是以文害义。“言之无文，行之弗远”。但是，史学与文学对文的要求不同。前者首先要求表达清通，用词准确、行文简洁，结构规范。生动性、趣味性、可读性是第二位的。文学不一样，它要求叙事一波三折，结构跳跃变化，富有弹性，用词含蓄多义，留有想象空间。作者在小说散文，人物传记上技熟艺高，成果斐然。如今写起历史来，尽管作者努力克制，还是免不了把文学创作的习惯带进来。请看此书的某些章节题目——走出三家巷，走向深渊、走向“滑铁卢”、死事、暗流、戾风初起、狂飙初起、訇然日落、遥远的回声——如果仅看这些标题，你会以为这是一本小说。

这种“诗意的栖居”所传达的信息虽然不明确，不清晰。尚无伤大局，或许还能唤起某些读者的好奇心。问题是，如果把这种文学追求用到叙述历史上，事情就堪忧了。举两个例子，先说结构性的——书中说，昆明东风百货大楼是战略要地，被“八派”占领。“炮派”要拔掉这颗钉子。19日发动总攻。作者引用当时的小报，描述战斗如何激烈，子弹如何横飞，将士如何沉着冷静。当“炮派”占领东风百货之后，作者借一亲历者之口，讲述了战斗的真实情况，说明小报所言全是一派胡编。亲历者讲完之后，作者又讲了另一个故事：18日清晨，一位援越军人在百货大楼附近被打死，尸体落在“炮派”手里，没有尸检报告，死者是哪派打死的至今仍旧是谜。而从开枪的方向上看，子弹应该来自“炮派”一方。据作者推测，“炮派”之所以不公布尸检结果，就是要把打死人的责任推给“八派”。以便为19日攻打百货大楼提供借口。

这两个故事，在作者笔下一波三折。可是读者却不免犯晕——为什么不按照时间顺序，先说18日的军人之死，再讲19日的假激战呢？是不是作者沉迷于战斗的故事性和事件的神秘感，而忽略了事情的因果和叙述的先后？

以文害义，更多地表现在作者对事物的描述上。作者称阎红彦是得到毛之恩宠的封疆大吏。可阎死后，作者又说：“对于北京当局，阎红彦的死似乎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寻常小事。文革中死的大人物太多，区区边疆小吏，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作者接着又告诉我们，周恩来如何速派专机送法医到昆明验尸，如何指示昆明军区的领导和造反派代表来京汇报，如何又给云南当局发来六条指示。如此叙事，倒是很有点起伏跌宕了。可矛盾却出来了——既然阎之死“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寻常小事”，周恩来为什么要如此重视？

此书的第三个问题是对史料的选择和提炼。前面说过，民间修史者有一个共同的心理：一是以为证据越多越好，二是舍不得剪裁删汰。作者将此书删汰了8万字，其求精求专的精神殊为可贵。但是，如果高标准，严要求，此书在这方面还有提升空间。众所周知，文革是一个假话空话大话套话车轱辘话充斥的时代，因此，在摘引资料时，就要精心选择，让所摘引既能说明问题，又能避免冗赘雷同。此书写到“炮派”占领了下关之后，在两天内连发了三份通告。作者将这三份大同小异的公告全搬到书里。实际上，有了第三份公告就足以说明问题。

如何既保存史料的完整，又避免内容的重复和行文的板滞。《北京大学文革史榷》的编纂方法值得借鉴——他们将史著与史料分为两部分，史料作为史书的补充和附录，分门别类单独汇编成书。这样，既可以为史著提供所需的文献，又可以将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

八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力安有言：“研究国史和地方史的目的，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存史、资政、育人。”（这是2000年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史工作研讨会”上，李力安发言中的话），这部得不到当局认可的《云南文革史稿》在“存史、资政、育人”方面，填补了党史方志的空白，揭示了曲笔的掩盖和伪饰，纠正了官史的不实之词。它用真实与良知，证明着自己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含量。

当然，这只能是一种遥远而滞后的证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本书和它的作者，都不会为国人所知。此书会在国外网站上销售，会被欧美大学东亚系收藏，会成为汉学家的读物。同时，这本书也会引起国安的不安，作者可能会“喝茶”，被管制，被禁止出国参会讲学。民间史学成果在“新时代”的文网之中将被软埋雪藏。而中国的年轻一代在接受“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等虚假说辞的同时（习近平：《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页220，2019年5月31日印发），则将长久地生活在蒙昧之中，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纵情高歌。

2019-12-25，圣诞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