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革史稿（上）

然而，关节骨折是没法自我修复的。一是关节结构复杂，一旦断裂，就没法准确复位。二是关节腔内除了滑膜、韧带、润滑液、关节囊，剩下的除了骨头，还是骨头。极少血管，血液即缺，循环更难。总之，要让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分泌出酸性物质，难于上青天。没有酸物，断骨无法自溶自结。因此，一旦遇到关节骨折，医生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患者的情况，将骨折处进行固定处理。如肘关节，就固定为15度。虽然没法弯曲活动，但总可以吃饭写字。膝关节，则根据伤者的职业，或如缝纫工、办公人员，固定为45度，失去功能仍可继续工作；如果你的主要工作是站立进行的，那么，医生会给你的关节固定为15度，基本上可以走路。

周的右腿膝关节贴了半个月膏药，效果显著——肌肉萎缩，腿伸不直了。他找到了一本英国专家所撰《骨折与关节损伤》的专著，熟悉关节骨折的道理，自定了一套治疗方案：关节骨折固定不了位置，至少要让创口接触面大一些，有结合的地方。微血管尽管稀少，也总还是有的。那就要加强腿部的活动，让关节处那些少得可怜的血液循环起来，以产生酸性物质。有了这一套自治方案后，他让工友们把汽车的旧轮胎剪成长长的带子，一头拴在床头上，另一头拴在脚板上，试着在床上让右腿伸直，刚一动弹，就疼得浑身发抖。他咬着牙，屏住呼吸，绷紧每块肌肉，刚刚屈伸了三下，汗水就湿透了衣服，褥子也湿了一大片。

专案组曾认为周为了逃避审查，故意制造了这起车祸，得知他确实卧床不起，才不得不把事情后延。数月后，他的病情稍愈返厂，专案组长找到他，说他写了一本反动小说，宣扬“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他反问：怀疑的是“四人帮”，打倒的是极左派，请问，我何罪之有？专案组自知理亏，不再纠缠。但他的入党申请也从此画上了休止符。

他从每天三次、四次、五次，直至一千次地屈伸右腿，膝盖里那点可怜的血液终于被他感动，一点一点地分泌出酸。三个月后，那点酸性物质终于把断裂的关节粘在了一起。虽然粘得歪七扭八，但总算可以自由弯曲了。又过了三个月，他可以下地走路了。再去拍片，医生告诉他，骨折处的创口只接上了一半，另一半还张着嘴。此后的四十多年，他带着那张着嘴的另一半，下深圳，上京师，返滇赴蜀，办公司，查资料，走访旧雨新知，如果他当初不坚持那貌似绝望的屈伸运动，他的后半生就只能辗转病榻了。

四

波兰导演基耶洛夫拍过一部电影《机遇之歌》，讲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生威特尔在回家的路上，因为巧遇政客、商人和同事，从而有了三种迥异的人生。如果说，这也算是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辨的话，那么生活在毛时代的中国人，只能对之报以哂笑——上山下乡运动一来，中学生都得插队。五七干校一建，机关为之一空。偶然性只能匍匐在必然性的淫威之下。

在极权制度下，规划人生的首先是时代。其次是家庭出身，再次是个体性格。（这个性格不是指脾气禀性，而是指一个人的三观、志趣、意志、以及待人处世的原则）它们组成了一个合力，规定你这一次做什么选择，下一次在那里拐弯，你会看到什么风景，遇到什么祸福，以及与什么人厮守一生。

周先生的一生，被规定了五次。

第一次是文革造反，那时候，他刚刚二十出头。狂热地忠君爱党，坚定地反修防修。但是，他的出身暧昧不清，一直在民族资本家、小商贩和城市贫民之间游走。这使他没法出头露脸，而仅仅担任了重大“八一五”的主编。他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一文，惊动了天庭，得罪了四川二挺（张西挺、刘结挺）。毕业之际，为了避免“二挺”的迫害，拿到分配证后，他连夜逃奔云南保山。

没想到，负责接收报到大学生的军管干部久闻他的大名，强行把他留在了《新保山报》当记者编辑。为了留住他，人家还把他的女友从重庆调到了保山。他的人生，在这里拐了弯。有了第二弯，就有了第三弯——因为他把保山报办得太好，他的文章屡屡高中云南宣传部的榜首，云南省委将他调到昆明，当了省办公厅的秘书。此时的周，家庭团聚，事业有成，前程似锦，令乡党们仰慕之至。

这三个拐弯，都与他的性格——力求卓越出众有大关系。如果不是那篇惊动毛的社论，他不会分到云南。如果在保山报社，他不争当先进，也不会被省委看中。古人对付乱世的办法是浇菜灌园，功成身退。周不懂这些。他无法忍受平庸，总要有所作为。治世要显才露己，乱世要出类拔萃。假如，他第一次退出重大“八一五”后，就潜心读书，就不会有后面一系列的变故。等到恢复高考，他考研出国。以他的才质，在欧美科技界混出个头脸并非难事。问题是，这种人生，周的才智做得到，感情却做不到。

这涉及他的性格中另一种致命的东西——热血、心软和轻信。因为热血，他不能不关心批林批孔的矛头所向；因为心软，他不得不接待一个叫金光中的青年军人，听他大侃中国之命运。因为轻信，他把最致命的一封信（关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分析）交给了金。于是，他的命运在1974年出现了大逆转——金光中亲手创建并领导的“中共（马列）特别行动委员会”还没行动，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周千叮咛万嘱咐让金阅后即焚的信，落在了公安手中。在金光中被捕不久，周即被隔离审查七个月，接着从风光无限的省委大秘，变成了灰头土脸的电工。

五

云南汽车厂是个三千多人的大厂，周在工人中如鱼得水，师傅们也没把这位内控的“现反”当外人。年年当先进的日子，又让他的旧病复发——工程师们习惯在设计手册上寻找现成线路单元进行组合，控制程序又笨又烦，他引用布尔代数进行系统逻辑设计，实现了机床控制线路设计的多快好省。人生露出了笑脸，好运向他招手——做报告，发论文，提职称。当年云南机械行业破格提拔了两个工程师，他是其一。

如果顺着这路走下去，他会成为技术大拿，当上高工。如果他再会走走门路，拉拉选票，浮浮上水，弄个工程院士当当，也未可知。既然他那些专业平常的同学，都能混个人五人六的，他为什么不能？

不是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一条本可以发大财当大官的路——1989年云南计算中心请他南下深圳，接手一家生产“汽车字幕显示器”的企业。这家企业，中心花大钱购买“专利技术”，建立生产线，可一直亏损。中心指望周让企业起死回生，然而，他的命运却由此一落千丈。

经过一番市场调查和实践，周弄清楚了，这家企业的产品对汽车的驾驶安全毫无作用，从而产品根本不可能有销路。他没有征得领导同意，斗胆停掉生产线，遣散了七大姑八大姨。把组装销售电脑作为公司主业，产品很快就成了市场宠儿，不但扭亏为赢，而且养活了两个公司（包括昆明的一家销售公司）。

为了开展业务，他不得不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八年里，他见识了达官显贵、文人画痞、高人奇士、乡吏厂工、妓女野妇在物质引诱下的失态与疯狂。看到了诚信、真情、仁义、人道在长官意志和资本主义的合作之下，怎样变成了一地鸡毛。在这里，背信弃义成了常规，尔虞我诈成了首选，无良无耻成了发财当官的葵花宝典。“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马克思不知道，“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这里还有中国特色的党天下、官本位和权钱交易。公开的、无耻的、露骨的、六亲不认的拜金主义，在改革开放的掩盖下，成了社会主潮。

“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市长书记，老板经理、白领蓝领，都来找他，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络绎于途。有一次，上小学的儿子周亦丹惊骇地问他：“爸爸，你对他们干吗那么横？”——儿子不能理解，总是和颜悦色的父亲，为什么会突然红头涨脸，大喊大叫，把送礼的赶出家门？

他把送礼的赶出了家门，领导把他赶出了办公室。周停了生产线，蔑视了领导的权威，得罪了计算中心的同事。转营电脑赚了钱，救了公司，等于宣告了领导的失误和无能。而维护权威，保住面子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周妖魔化。于是领导派审计小组来到深圳查他的账，怀疑他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最后，甚至半夜里派人去换掉了他办公室的门锁。

为中心没日没夜打拼，工资与员工一样，年终奖金从来不取。一心为公，到头来却蒙此不白之冤，周愤怒而悲苦：“凉夜迢迢，凉夜迢迢，遥瞻残月，暗渡重关，奔走荒郊，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林冲夜奔》的悲愤唱腔，在他胸中一遍又一遍回荡。

渐渐地，怒火凝成了冰水——他明白了：我不适应这种体制和这种环境。他决心靠自己的本事养活全家，让自己活得更精彩，更体面，也更有尊严！林冲告别了天朝，他告别了体制，林冲投奔了梁山，他退回昆明寓所，林冲要用他的武功搏个斗转天回，打杀高俅那厮。他要用手中的笔墨，倾吐胸中垒块，记叙五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乱世出英雄，末世出清流。教育市场化之后，抄剽成风，教授造假，院士拉选票，评奖靠关系。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多数人即使看不惯，也只能与世沉浮，与人俯仰。“佞诌日炽，刚克消亡。邪夫显进，直士幽藏。”洁身自好者离开官场学府，看重节操者放弃课题职称，世与我而相违，请息交以绝游。仁人志士退守书斋，眼看着起高楼,坐等着楼塌了。而国家仍旧升平，社会仍旧稳定，天安门前的正步走更加整齐划一，历史仿佛仍旧滚滚向前，直到有一天，卸掉了安全阀的高压锅突然爆炸，齐奥塞斯库夫妇像狗一样被乱民打死。

六

很多人，包括我，都有过周的这种感受和打算，但最终还是留在了体制里，一直熬到了退休。像周这样的凤毛麟角。很多人，像周一样，为单位，为朋友可以走门路、拉关系、求人、说好话；但为自己，张不了口。他们还恪守着诚实、谦逊等旧道德。学不会背信弃义，弄虚作假、吹吹拍拍、精致利己的新风尚。很多人，像周一样，相信凭自己的本事，也可以让家人过上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但在体制内，他们都受到排挤，不得烟抽，享受着不同程度的挫败感。

社会变了，他们没变，他们无法顺应急剧变化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他们成了心理学所谓的“不适应”症患者——由于个体不能在既有的社会规范与价值标准下获得满足，所以无法与其生活环境保持和谐。因为不和谐，周付出了无退休金、无医疗保险、无房无车的代价，而这都是源于他的“无档案”——中心为了报复他，毁了他的档案（谎称找不到了）。

两年前，一位昆明的朋友来北京，我向他打听周先生的情况，这位朋友摇头叹息，说他看到周先生就想起陶渊明。都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可人家陶先生还有几亩薄田，农闲的时候，还能邀上几个朋友，喝喝小酒，看看南山。而周先生一年到头笔耕不辍，也换不来几个钱。

我问他，周先生没有退休金吗？

那位朋友看看周遭，好像怕人听见：“他一直吃低保，头几年每月才几百块钱，最近长到了一千七（后来周先生告诉我，每月1781元），他住的是妻子单位分的房改房，才48平米。”

我顿时领悟到，他为什么会以顾准为偶像，顾准弃宦场而求真理，历尽坎坷，妻死子离，仍旧每天拖着病体，带几个冷馒头到图书馆去，从古希腊的精神资源中，为中国的未来寻觅道路。我由此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对斯宾诺莎充满敬意。这位荷兰哲学家的伟大人格给了他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法皇路易十四要送给他赏金、荷兰执政官要给他年金，海德堡大学要请他做教授。他都一律婉拒而甘于清贫，宁愿以磨镜片为生。我霍然想起，他在信中摘引的泰戈尔的诗：“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

就是在那48平米的陋室中，他以一人之力挑战社会。在创办云南老年网络大学的同时，为公益事业出钱出力。在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同时，还兼任着“时代的书记员”。三十年来，他在美国和台湾出版了《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岁月回望录》、《云南文革笔记》。人物传记《刘文典评传》被云南大学校史馆看中，而这部《云南文革史稿》则将走进欧美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他的电脑里还安睡着《流浪深圳》《喋血边城》等几部小说和文论，据编辑说，这些文字都因为“文学性太强”、担心市场不看好为由被出版社委婉退回。

胡适有言：“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周先生有科学家的头脑，艺术家的神思，知识分子的情怀，作为史学家，他传承的是司马迁、刘知几、谈迁、王夫之、陈寅恪这一精神谱系。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汉代党人的风骨，魏晋七贤的高迈，明代清流的操守。

当他抛弃了毛时代的信仰，看透了革命理想的虚伪之后，他仍旧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罗曼·罗兰的名言被他题写在书的扉页上：“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他不但靠诚实劳动养家糊口，还把儿子培养成了硅谷的计算机专家。

七

唯一对他心有“不屑”的，是他的妻子。

这是一位71岁的知识女性，头发尚黑，脸上光滑白净，体形匀称，如果她不自报家门，你会以为她六十岁。我管她叫孙大姐。孙大姐待人彬彬有礼，说话像朗诵一样悦耳，要不是周先生事先提醒，我根本看不出她曾有过“精神疾患”。

作为人妻，遇到周先生这样老是“闯祸”又不会挣钱的老公，生气抱怨自在情理之中。孙大姐怪他不从俗，整天除了读读读，就是写写写。他们的同学朋友一个个人五人六的，都混出了名堂，只有他越混越抽抽。孙大姐退休金高出老公三倍。精神上难免有些居高临下，发发脾气也算得人之常情。

去年，我见到周先生，小心翼翼地问起此事。当时正值黄昏，我们俩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最后的一抹夕阳穿过竹帘钻进来，在他的蓝衬衫上画上了一条条斑马线。听了我的话，他沉思有顷，缓缓地说：“她因为长期为我担惊受怕，老怀疑有人要暗害我们，最严重的时候害怕有人投毒，盐不敢吃，连水都不敢喝”他的声音突然喑哑起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她送进医院长期就医。其时适逢儿子要出国留学，医生同意父母一道去北京送别。不料出发前一天，她忽然失踪了，原来，她感觉病兆又现，自己主动回到了医院。医生事后为此事还表扬了她。”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沉默着。大概为了安慰我，他又补了一句：“这么多年，她坚持服药，情况已趋正常，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

太阳西沉，黑暗笼罩着屋子，我开了台灯，周先生突然站起来，有些羞涩地笑着对我说：“苏格拉底说过，如果你娶了一个贤妻良母，那么你就是一个幸运的人，否则，你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

他没当上哲学家，但却为中国民间史学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