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背后：我的军旅见闻

代跋

代跋：《炎黄春秋》的历史和“历史虚无主义”

刘家驹

 

2016年7月，中国舆论界发生了一件惊人听闻的事件，在最高握持意识形态者的指挥下，由所谓“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出面，劫收了《炎黄春秋》。劫收者上马后，迫不及待地自编自导出版了《炎黄春秋》2016年第8期、第9期，并宣布： 该刊物己经无“毒”了。国内外舆论对此无法无天的侵权行为，呼喊出一片谴责声!

正版《炎黄春秋》已寿终正寝，我是“炎黄”的老人，有话要说：

《炎黄春秋》出生的渊源应从1988年说起。当时，郑州的一些文化人、社会活动家商议，准备在黄河岸边的一座山上塑造炎黄二帝巨像。筹委会成员不少在北京，他们从倡议建立塑像一事得到启迪，认为更应向海内外华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萧克将军担负起重任，于1990年在北京主持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数百名文史学者参加，还邀请了海内外一批闻人助阵，由周谷城担任会长，萧克任执行会长。1991年5月1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时任中央常委的李瑞环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讲话，讲话用了《阿房宫赋》中的警句，告诫领导层：不了解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他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研究会下面专设有学术委员会，筹备由几百名专业史学者编纂一部《中华文化通志》。通志分十大卷，工程浩繁，包括民族、民间、政治、军事、文化等整个社会史，规模超过《四库全书》。为此，又成立了向社会通俗地介绍中华优秀文化的《炎黄春秋》作为会刊。

《炎黄春秋》的社长杜导正，是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副社长宋文茂，是原首都师范大学纪委书记，徐孔是前《农民日报》社社长，有过22年右派的经历，他俩都是抗战时期的老新闻工作者。总编辑是洪炉，来自《解放军报社》。我是洪炉上门聘请的副总编辑。

编委班子来自党政军，有伍修权(原副总参谋长)、冯征(原总参政治部主任)、李宝光（原中国妇联副主席）、黑伯理(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编委的参与度非常高，每一期稿件都要经过他们讨论后才发表。

《炎黄春秋》没有刊号（民政部不批），只好沿用刚下马的《炎黄子孙》的刊号。同时，吸收该刊社长丁洪章和主编杜卫东过来担任副社长和副总编辑。

办刊最大的问题没有一分钱，我们就向新华社借了20万作为注册资金和印制费。办了两三期又没有钱了，老杜提出承包，我负责一、三、五—-单月期，杜卫东负责二、四、六—-双月期。杜卫东有《炎黄子孙》发行渠道可用，我找书商发，他们要求从封面到内容都要有花花绿绿。这当然不能迁就，我只好让老伴每期背上四五千册在北京满街撒，四五百个报刊摊，一个摊上放几本，卖完再回收钱。收回的钱不多，难以为继。《解放军报》一位老总上门来要求承包，结果发了三期也亏损，还打了一场官司。最后就四处化缘，我找了深圳一家房地产商，一年给我们两万五，但要求在刊物上挂个理事的名号。还有一个条件，他在深圳福田区盖了600多套简易房，深圳要整饬市容，准备拆迁他的建房，他让我找个权势人物保护。我去找张爱萍，给他写了个“福田居民小区”刻在一块巨石上。就这样维持了几年，发行稍有好转，转由邮局发行，《炎黄春秋》发行量由1万2 、1万4向上攀升，逐渐走出了经济难关。

最大的难关是稿件组的编发。《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的刊物，中央指令要正面宣传我党我军的历史，效法《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以“伟大、光荣、正确”为宗旨。《炎黄春秋》在严格的规范下如何发声? 萧克虽为我们制定了批判地继承历史的运作框架，但仅是原则，每当落实到选用文章时，都要碰到不少具体难题。最大的担心是怕触动“红线”。当时，社会报刊不少文章对文革、对反右持批判态度，但内容大都老账老说，不敢涉及事件的深层。要把《炎黄春秋》办成一个有质量的高水平刊物，稿件的内容就应该新颖独特，对史实真实的追求必须要有所突破，对历史事件的细节，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得有虚妄之说，核实、考证成了编辑的重要工作。同时还要顾虑“政治风险”，斟酌取舍。

比如“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拘南京，少壮派孙铭九等人野心勃勃，为了把持东北军的大权，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枪杀了老派军人、67军军长王以哲。孙铭九等人的这一恶行竟然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支持。我们从访谈东北军的老人和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书信中，得到了真实的证据。但是，为了维护党的“伟大”，只好对稿件昧心地不予采用。

又如： 皖南事变。我们查询史家，事件的真相是我新四军不遵守国民政府规定的北上抗日过江的路线，而是采取向南行动以拖延时间，意图赖着不想离开皖南。蒋介石震怒，出动五个师狙击新四军军部，造成7200多人的无谓伤亡。我们至今讳言这一事件的真相，而对国民党倒打一耙。

再如： 三年“人灾”时期，安徽无为县饿死32万人。为弄清这一惊人数字的真实性，我们和当年省委书记王光宇、副省长张凯帆的秘书，以及无为县文史馆工作人员多次交谈，确定史实无误，才以《无为天堂梦》的篇名发表在刊物上。

为了求真，我们一丝不苟，多次到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查询国共两党交往中一些秘闻的真伪。

《炎黄春秋》的几位领导是办刊成败的关键人物。我先说说总编洪炉。

洪炉是1945年的老兵，在军报做美术编辑工作。工作之余，他经常写些军史、党史的纪实文章。他对党史、军史有良好的认知能力。他之所以上门来收编我当助手，是因为我在《解放军文艺》任散文组副组长，熟悉军史。我俩的配合很默契，在选稿上有共同的心愿，都想突破“禁区”，尽力采用鲜为人知又有棱角的故事。洪炉很理智，因长期在军报干活，懂得报刊的生存法则，不会用“高精尖”的稿件撞南墙，选稿大都是用“打擦边球”的方式。几年间，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特殊人物或党内的各种奇闻逸事，只要不冒犯“天条”，大都是通过我俩协作捅向社会的。

洪炉还告诉我一个忘不了的“虚无”故事： 邓小平没有参加遵义会议。这是洪炉的老丈人伍修权说的。

1935年2月16日的遵义会议，代表成员是中央常委和军团的领导人，还有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小平当时的职务仅是军委秘书长，不具有出席资格。伍老说，当时给邓的任务是搞会务，就是张罗与会者的吃住开会，会前会后清洁整理会议室，烧水泡茶，生火盆，或给代表传送电文。邓就住在楼下，和李卓然一起。会议期间，他到会一共两次，都是来传递电文的，第一次送来电文就走了，第二次，他坐在进门的门槛上烤火，等常委传阅签名，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后来杨尚昆到遵义参观会议旧址，有人问杨，小平同志参加会议没有? 杨随意用手一指：“他就坐在那个角角嘛。”有人持异议，后来修改史料打了圆场，说他参加会是做记录的。从此，邓就“历史地定位”了。

老杜是个“三八式”的老报人，做过记者，在《羊城晚报》《光明日报》当过总编辑、社长。出任中央新闻出版署署长后，因为“犯错误”下台。他经历了新闻战线的险山恶水，虽“败落”了，萧克却看中了他的一身正气和敬业的精神，亲自上门聘请他出任社长。他应对官方封堵新闻的打压政策十分老练，一上马就给我们传授值得时刻警惕的经验教训。他的工作作风严谨，编前会上，他总是洗耳恭听，反复斟酌后才拍板。他担心我们越过“雷池”，用中央的“两个决议”作为组编发稿的准绳。同时，还向当局保证：  1.坚持十一屆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2.坚持对人对事实事求是不动摇；3.遵守宪法不动搖；4.全面推进改革不动摇。

老杜人品正直，和我们关系也非常融洽。但是，他的办刊思路我却不敢苟同；他强调《炎黄春秋》生存第一，对官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让。过分的谨小慎微，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劫收的命运。

两位副社长忙前忙后，辛苦备尝，就是胆气不足。他俩对史实史料知之甚少，一些重大稿件一到他们手里就给窝住了。他们到军事科学院或社科院找“拐棍”帮助审稿，结果大都会无理由地遭到枪毙。

我和杜卫东承包后，都要考虑社会效益。我俩组稿都有较大的作者资源，小杜团结的青年作者多，我以部队作家军史学者为主，还联系了一批托派、“老右”“历史反革命”，我们要他们自己动手写亲见亲闻。往往写出的一些新奇的、骇人听闻的故事让两位副社长作难，怎么办? 我们就先磨去棱角拔掉“刺”，再给他们审，通过了再返回些原汁原味。

如报告文学《红色的恐怖》是前新华分社社长专程走访江西老苏区16个县，记录当年我党杀害了7万多“AB团”。这部血淋淋的沉重历史很多人都知道，两位副社长却窝住不做肯定或否定。后来李锐来了一篇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可是社里却非要我上门逼着李老把杀掉十万零五千人这个数字抹掉，李老坚决不干。

对读者的批评指正，我们十分重视，有错必纠，特别是重大史实的核查做得更为细致，如，1936年，西路军残部在倪家营子败落，中央对脱险到达延安的高级将领怀有戒心，集中审查他们和张国焘的关系。许世友无法接受这一变相的审查，私下对王建安说，我们设法跑出去找块地方打游击，打出一片天地给中央看看，我们是不是在搞分裂。中央认定许世友带领王䢖安、陈再道、詹才芳等20多要叛逃，抓捕许等17人，并给他们判了刑，许判了一年半，其余分别判一年、八个月、六个月不等。后来特赦。我们邀请莫文骅（时任总政副主任）、邓飞(时任抗大总支书记)等人座谈，他们仍坚持中央当时的判处没有错。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法律程序的审判，中央未改正的错误，我们在叙述这段史实中应予纠正。

我们处理军事斗争的稿件更为慎重。因军史是不容“抹黑”的。如：

平型关战役，只歼敌八百三，是我们走访参战的作战参谋苏静提供的。

血战四平，我军损兵折将一万六，军史不记，由时任东野政治部副主陈沂给我们证实。

解放战争中西府战役的大失利，军史轻描淡写，彭的秘书王亚志述说了战斗全过程，是彭总好大喜功，指挥失误造成的。

兰州军区在人灾时期，派出一个团到青海草原捕猎野生动物43万余头（其中不少是珍稀品种），作者赞扬这一壮举是为官兵在困难时期谋福利，大打牙祭。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生态的毁灭性破坏，原稿奉还。

如何编辑好一些特殊重大事件，我们有自知之明。如编发陈独秀秘书郑超麟的自述，他是中国托派创始人之一，史实十分珍贵。我们查看了20世纪二十年代郑超麟在法国和后来在苏州蹲监狱的资料。我们又请老编辑家楼适夷做指导。楼和郑是老朋友，熟知郑的生平，发稿时再让楼老审定。

《炎黄春秋》走上正轨，内容真实严肃，萧老的指导和管理起了关键性作用。萧为《炎黄春秋》制定了方针政策，关注我们迈出的步子，要求对重大的史实应作出缜密的考证。正式出刊前，多次和老杜谈话，要老杜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客观、科学、“不虚美”“不掩恶”，敢担风险。

《炎黄春秋》实行的是三级审稿制，社定稿后要报萧克，经常由我去送审。经过萧克逐字逐句的终审后再发表。

萧老管《炎黄春秋》像个编辑部主任。我第一次送稿，就被批评：“专家的文章你们就不能动吗？口水话就不能删吗？我的文章就不能改吗？”

有时候我们想迎合一下市场，发点花边新闻，萧老发火：“你们不要把《炎黄春秋》给搞得水性杨花的，那是历史! ”

萧老特别强调文章的真实性，他要求我们坚守刊物对社会的诚信，说：

“不讲真话的文章没人会看的，上面不让你说真话，你就不说，将来会有人说，你们现在绝不可乱说。”

当时我们发表最多的是为右派、“反革命”呼吁、辩诬、平反的文章。文章发出后，社会上的老左派不干了，三天两头来编辑部质问，向中宣部告状，说我们是为右派招魂。我在送审时给萧老谈到这个问题，萧老理直气壮地说：

“你告诉他们，稿件萧克都看过了，谁有问题都可以来找我萧克谈!”

那时候官方或军方的老家伙谁敢跟萧克较劲? 那些年，《炎黄春秋》的生存就靠萧克砥柱中流。

萧克为陈独秀翻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段时间我们连续组织专家学者写有深度分析关于陈独秀的文章，萧克很是关注，经常询问作者状况和史料的出处。

辽宁作者靳树鹏，编集了一本陈独秀诗集，我送交萧克要他写个序，萧克特别高兴：“好啊！”他翻开看了说，“井冈山我用过这里面的好几首诗，都不知道是陈独秀的！你赶快把作者给我叫来。”我把作者从吉林叫来，萧跟他谈话，写了序。

继陈独秀之后，我们又为瞿秋白翻案。写瞿秋白的作者陆立之，是个老托派，和瞿是战友，六屆四中全会被开除党籍。他亲见亲闻的文章写得很具体、很真实，连史家温济泽都很佩服。他把瞿的《多余的话》解释得非常清楚，认为瞿虽然对党有很深的意见，但绝不是写的投降书，那里面有很多话是针对周恩来讲的。瞿的亲属也给我们提供了印证。这篇文章萧克很赞赏。

对于这些推倒历史误判的大案要案，《炎黄春秋》能在政治“夹缝”中，把它们公之于众，是对社会难能可贵的贡献。

我们虽有萧克像托塔天王般的保护，仍然要受到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经常性的“询问”。

中宣部在它的出版局下设立了一个“文史期刊审查小组”，有12人，组长是原铁道兵“支左”的文化干部冯复加，我的好朋友。他专审《炎黄春秋》，每读一期他总是在电话里热情的赞誉一番，然后才点出些触动官方“红线”的情节和细节。他的意见像聊天，我回答也轻松：“下不为例。”

新闻出版署也照会过，我去了，他们看在老领导杜导正的情面上，把归纳的问题用一番温言软语来劝说。

我在《炎黄春秋》13年的时间，刊用稿约2600篇，由我组编发的有360多篇。因我曾长期在《解放军文艺》做编辑工作，作者资源丰富，到《炎黄春秋》后，建立联系的作者以军队作家、军史专家为主，同时，我与托派、地方上的老右、“老反革命”等都有紧密的交往，我的通联队伍就有350多人，这些正直的老伙计们来稿踊跃，都热切期盼《炎黄春秋》伸张正义、推动舆论民主。

《炎黄春秋》的使命之一是为革命元勋、中央新老领导层及省部委级干部在和文革中诬为“老右”“二月逆流”干将、“走资派”的问题辩诬，为他们纠正历史上的很多问题，他们中有： 陈独秀、瞿秋白、方志敏、李立三、罗章龙、包惠僧、张国焘、谢子长、古 柏、张闻天、博 古、毛泽东、王 明、王稼祥、刘少奇、朱 德、邓小平、陈毅、胡耀邦、乌兰夫、陈 云、华国锋、胡耀邦、薄一波、程子华、陶 铸、万里、谭震林、赵紫阳、纪登奎、李井泉周小舟、江渭清、任仲夷、赵健民、曾山等人。

《炎黄春秋》为遭受不白之冤的中共优秀将领纠错鸣冤，他们中有：刘志丹、赵尚志、李兆麟、恽逸群、贺龙、陈 光、罗炳辉、彭德怀、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萧劲光、黄克诚、陈 赓、罗瑞卿、张云逸、许世友、王 震、王 平、张劲武、傅连暲、郭化若、洪 水、韦国清、张 震、万 毅、陈少敏、杨 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秦基伟、王尚荣、萧向荣、张学思、韩练成、曾克林等人。

《炎黄春秋》为为托派、数百名文化右派、“历史反革命”伸冤正名，他们中有：郑超麟、王兰西、刘仁静、一  丁、陆立之、王实味、郭沫若、梁漱溟、柳亚子、王造时、林语堂、冼星海、巴 金、冰 心、夏 衍、冯雪峰、钱钟书、傅斯年、张大千、刘海粟、张伯岺、沈从文、汝 龙、傅 雷、常书鸿、杨伯骏、艾 青、梁实秋、沙 汀、聂绀弩、贾兰坡、贺绿汀、侯宝林、谭鑫培、黄 胄、郭小川、萧 军、邹韬奋、陈香梅、胡乔木、吴祖光、新凤霞、欧阳予倩、洪 深、周 旋、黎锦辉、任 光、刘天华、张旭明、穆木天、许渊冲、陈学昭、钱俊瑞、王方名、赵丹、上官云珠、舒 芜、孙 瑜、李和曾、陶行知、费孝通、冯友兰、姚雪垠、李炳泉、李 昌、王元化、王洛宾、罗广斌、范 曾、郭影秋、廖沫沙、杨 沫、蒋兆和、姚迪雄、赵以雄夫妇、裘莎夫妇、吕吉人、澹台京、傅小石、王锦波、陈 源、杨 朔、王 莘、黄宗英、黄宗洛、白 桦、穆 青、公 刘、樊 斌、李慎之、黎 漱、丁 玲、陈企霞、金 凤、李英儒、钱俊瑞、萧 乾、顾 工、刘晓庆、张艺谋、赵 青、金 庸、厉慧良、胡家芝、吴泽林。

我们还公正地评议社会人物，如：史 良、马寅初、荣毅仁、胡 适、顾颉刚、程思远、吴清源、霍英东、陈方安生、章乃器、刘师复、董浩云、何鸿燊、隆 莲、赵寿山、赵袓康、张宗麟、董建华、骆 明、吴觉农、严济慈、宋子介、杜斌丞、郭凤莲、年广久等人。

我们还公正地评价国民党人，如：黄 兴、莫德惠、蒋百里、顾维钧、张学良、蒋纬国、陈立夫、陈 诚、傅作义、王云五、柳亚子、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邓宝珊、续范亭、黄绍竑、史量才、吴稚晖、唐生智、邵力子、张自忠、吴国桢、范石生、司徒美堂、张灵甫、胡愈之、石玉英、张克侠、陈布雷。

同时，我们还用大量篇幅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各种小人物伸冤辩诬；并且刊发了专家和读者对人口、资源开发和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建议。另外，我们还不断地向党和政府建言，希望尽快实行民主宪政。

《炎黄春秋》面世后，官方对这本异类刊物视如肉中刺，紧盯不舍。最初组织一些御用史家打压，用的是些文革语言，未能见效。后来，有一位官方史家终于找到“历史虚无主义”一词做大棒，因《炎黄春秋》用稿大多来自当事人亲述，有人就认定当事人讲述是随心所欲，史实不可信。于是就把“历史虚无主义”这顶大帽扣到我们头上，《炎黄春秋》刊发的纪实文章，成了他们手中的“罪证”。对此，我们提高警觉，奋起抗争。

2003年我离开《炎黄春秋》后，编辑班子的吴思、杨继绳等人在遭到官方不断地打压下，不顾“天条”的管制，敢和监控者争辩抗礼，2007年发出谢韬以提倡民主社会主义评议大政方针的文章，表现了他们的锐气。该文直率地讲了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必须实行，这是党心、民心所向。此文的社会反响非常大。紧接着是2013年，《炎黄春秋》连续发了五篇披露我军丑闻的文章，摸了军队这只老虎的屁股。

第一篇是何方的《抗美援朝的得与失》，揭示了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的真相，以及我军以伤亡近百万的代价，为金日成火中取栗的惨痛教训。

第二篇是吴之理的《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还原了朝鲜战争中所谓美军的细菌战。事实上，根本没有此事。所谓细菌战，不过是中共高层在错疑之后以错掩错而有意发动的乱真宣传。作者是当事人中囯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长，他对这一事件的记叙翔实可信。

第三篇是洪振快的《延安时期的特货贸易》，揭露359旅当年在南泥湾大量种植鸦片，年产五、六吨，向民间出售，为边区财政赚取开支，坑民害民。

第四篇是赵晓玲写的《1933年四川的兵灾》，记述了红四方面军进川陕，为开辟苏区，大搞赤化，征粮派款，滥杀无辜。川军也来剿共清共，大开杀戒。仅一年间，国共两军兵燹通南巴，共屠杀群众111余万。

第五篇是我写的《我写林彪传的遭遇》，我访谈了林彪的老部下、当事人和法律专家近百人。他们都认为“913”事件是不依法律程序的政治审判。林彪出走是被动的，中央认定黄吴李邱是林彪反党集团，根本不成立。《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一篇有先见之明的檄文。（成稿前，我走访过李德生秘书沈永权，他是“913”事件专案组成员，“亚疗学习班”的主持人。他肯定林豆豆在“913”前在北戴河见闻的交代是真实可信的。我还询问过他审讯王飞、李伟信、鲁珉等人的证言证词。）

人民解放军是党的骄子，维系政权的“伟大长城”，这五篇重磅文章以不争的事实触动了“定国神针”，《炎黄春秋》遭到厄运是必然的。

然而，当权者又能从打压中得到什么呢？ 这里，记忆起我一生中耳闻目睹的一段段血写的历史教训：

1946年2月，十九家民间团体在重庆较场口庆祝国共两党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成功，邀请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到会讲话，郭、李的讲话都强烈要求国民党认真实行民主宪政，国民党竟组织一群流氓砸烂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人，酿成著名的“较场口惨案”(打砸后我去看过现场)。人们对这一暴行郁积于胸，紧接着，东北传来“张莘夫事件”，重庆6000学生走向街头，抗议苏军的暴行。这年底，北京又发生了“沈崇事件”。数万学生上街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第二年，国民党挑起内战，数十万学生组织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这些游行示威我都参加了，它们孕育了我的正义感。

国民党政治、军事双失利败落台湾后，仍不改对民主镇压的初衷，搞长期戒严，制造了“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也是一本敢反专制独裁的杂志)，拘捕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终于打压出了一个反对党——民进党。当前，这个独裁的百年老党，已被民进党逼到生死边缘。

我原寄望某领导人会站出来对本党的一系列历史错误事件作出公开的、诚恳的道歉，让我党出现生机，走向民主大道，可至今执政的衮衮诸公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勇气，他们担心一说就垮台。我对这些“核心”“为首的”已绝望，只能告慰我敬爱的杜老和受委屈的同仁，时间是永恒连绵的，风雨过后就是阳光，我坚信，《炎黄春秋》有朝一日会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