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三集）

前言

编者前言

王复兴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三集）在众多校友的支持与鼓励下，现在与读者见面了。把文革史以及文革前后的中国当代史的亲历者的回忆与思考记载并留传后世，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重要事情。

本书第二集中，曾刊发北大哲学系教授李清崑老師的文章《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该文论述了北大从1957至1965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及其影响，论述了北大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与此前历届政治运动、特别是与社教运动、第二次国际饭会议的关系。该文引起美国学界的重视，认为它详尽、真实地描述了文革前，北大叠加的政治运动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令人感到有点缺憾的是，李的文章重点描述了北大干部、党员、教师当年的政治生态，而对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涉及较少。为补足这点，第三集刊发了北大数力系59级（65届毕业生）一位学长的文章：徐明曜：《我的大学（1959—-1965年）》。徐的文章写了1963至1965年北大清查、批判反动学生的情况以及本人被批判的遭遇。这使人联想到文革中，工作队“反干扰，抓尤鱼”，批反动学生，以及文革后期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情景。文革的极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从17年的左倾路线发展而来的。挖掘文革灾难发生的根源，势必会追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前17年的当代史。

令人敬仰的丁石孙校长于2019年10月12日于北京病逝。为纪念丁校长，第三集刊发了丁校长的两篇访谈录，一篇丁从1950年谈到1965年的北大；另一篇谈文革的《黑帮大院》。丁校长的学生与朋友武际可的文章《吹尽黄沙始见金———忆丁石孙老师》，记叙了丁石孙的一些事迹以及他们二人的多年师生情谊，从中折射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在刊发的北大校友悼念丁校长的诗词中，署名“未名1988全体同学”一副挽联颇用心思，该挽联，联中套联，工整对仗中嵌入：“曾有丁石孙，燕园于兹多风骨。但悲天地人，君子从來稀世出。”说丁校长乃“稀世风骨”，当是很高评价！丁校长于1989年时对学生宽松，风波之后请辞校长之职。

本文集有一组文章是围绕有关历史系著名教授周一良先生的话题。“梁效”写作组是北大文革后期极其重要的事物与事件，“梁效”作为“四人帮”的御笔，曾对文革后期全国的运动产生过全局性的恶劣影响。周一良曾是“梁效”的重要成员，并曾因此身份荣登“中共十大”主席团座席。“四人帮”倒台后，周先生被批判，并被审查二年多，写了大量检查。他本人“悔恨交加”，并于1987年向北大党委副书记郝斌提出“我要求退党”的要求。郝斌为保护他，没有向党委汇报。季羡林则劝周：“都入了，就别退了。”党对知识分子先改造（洗脑）、而后团结（以地位、高薪、大宅拉拢），最后使用（利用）的政策，是1950年之后的一个系统工程，其中背叛师门，批判“师道尊严”，批判师长，是“转换”思想（洗脑），从而达到“脱胎换骨”的重要手段。通过批判师长，与旧的思想体系决裂，用马、列、毛的新世界观武装头脑。文革中，我们看到中学生斗老师、打老师，甚至发生名校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校长的事件。这些恶性事件发生的恨源何在？周一良在改造思想的历程中，也曾“深刻”地批判他的老师胡适、陈寅恪。以至于陈寅恪先生与此弟子“断袍、割席”。周先生晚年自嘲自己成了“梁家子弟”（梁家指梁效），豁然反省，十分悔恨。周一良后半生的痛苦思想历程，反映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煎熬经历。

本文集首篇文章是郭罗基先生的力作《“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顾问冯友兰》之节选，也是谈“粱效”。“梁效”在文革中、后期独霸文坛，在全国放毒、肆虐时，“老五屇”们早己离开了北大，对它缺少真切的了解。郭罗基老师在北大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与迟群、谢静宜及“梁效”们做过斗争。“四人帮”倒台后，郭罗基亲历了对“四人帮”的鹰犬迟、谢及“粱效”的群众性揭、批、查活动。郭本人保存了大量审查“梁效”的资料。郭文详尽地记述了迟、谢把持的“梁效”是如何诞生、发展、做恶、灭亡的全过程，是十分厚重的历史资料。郭认为，对“梁效”现象应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对其應作：“個案的剖析和群體的考究，目的不是整人，而是中華文化品格的重建和知識分子精魂的重塑。”

郭先生引述周一良为自已辩解的說词：“事情放在較長一段流光中來考察，就能較為超然，就能較為公正，就能實事求是，就能通情達理得多。”郭接着对此点评：確實，對“梁效”的研究要把它“放在較長一段流光中來考察”，不是如周一良所說的四個“就能”在歷史的長河中得到洗刷，而是更能看清楚對“中華文化品格”的戕害和對“知識分子精魂”的糟蹋。郭老师总结道：“梁效”現象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它不僅是“文化大革命”現象，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現象。中國的知識份子中，為什麽容易出摧眉折腰事權貴的無恥之徒？特別是具有“五四”傳統的北京大學，何以又出了一個反“五四”傳統的“梁效”？此類問號，宜長留人間，深思之，怵惕之。

请读者注意：在郭罗基该文后面，附有一篇较长的《作者介绍》，其中提到文革后，郭与“凡是派”的论战及后來邓小平把他打成“自由化代表人物”并对他进行整肃的史实。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任瑚琏所写关于当年“新北大公社”文艺团体“胜利团”的历史，对研究北大文革史、文革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文革时期的群众性革命文艺状况，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外，任瑚琏保存的“胜利团”史料、剧照、乐谱、节目单等珍贵资料已交给编者转交、捐赠、保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所中国近现代史档案馆之《王复兴专档》内的《胜利团卷宗》。《李锐日记》便是保存于此胡佛档案馆内。將來有人要研究“胜利团”，便可参照任瑚琏在本书中的专文，研究有关档案资料。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孙月才的文章《告别盲从   走向精神自由》总结了本人从文革时的盲从，到文革后的幡然醒悟，走向精神自由。从而独立思考，走向自由王国。文革后他与周杨、王若水共进退，在“人道主义”、“异化”等议题上与左王邓力群展开论战。孙月才的思想历程，具有典型意义，反映了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文革期间关于北京天派、地派两派争斗的提法是中央文革的说法，并不准确，文革后聂元梓、王大宾都否认北京市的派系争斗焦点是天、地派之争。胡宗式的《文革期间北京市两大派的争斗》一文，指出在1967、1968年北京发生的两大派争斗，主要是“新北大派”与“师大、学部派”的两大派争斗。天上的“北航红旗”与地上的“地院东方红”也并非主角。胡宗式对当年北京两大派争斗的全过程，有清晰的记叙，较为符合历史实事。胡宗式学长文革期间任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并负责发行《动态报》，他受聂元梓、校文革委托负责校外运动，文革后仍保存下来大量当年的动态报资料，因此他所回忆、整理的当年（一月风暴之后）北京两大派争斗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与史料价值。

吴乃龙的《关于“7.12”陈必陶大字报》、章铎的《电话采访李清崑》、何子溪的《文革中的一次自我救赎》、谢甲林的《我在北大保卫组处理翦伯赞之死》、王复兴的《北大文革中的几个问题》等文，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北大文革不同阶段的历史。

最后要感谢北大国际政治学院印红标教授，同意将其力作《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作为本文集的《序》。该文揭示了在文革的前半年，最高领袖对文化大革命，分三个阶段，进行了三次发动，步步升级，最终指向了文革的目标：打倒刘少奇，推毁刘邓司令部。

2020年1月17日  於美国德卅奥斯汀寓中